國際上有超過3.5億抑郁癥患者，是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常見疾病。抑郁癥不僅會導致生活工作能力下降，也是自殺的最主要原因。

雖然抑郁癥非常普遍，但也經常被人們忽視。大約3/4的英國抑郁癥患者沒有被診斷，或被診斷但沒有被治療。即使獲得治療的患者，抗抑郁癥藥物也只對50%的患者有效。紐卡斯爾大學Tom Foley教授說，這似乎非常不可思議，如果癌癥也發生這種情況，這簡直就是醫療丑聞。

癌癥患者已經超過3200萬，每年有800萬患者死于癌癥，確實遠超過抑郁癥的死亡人數。癌癥當然也非常可怕，但這已經受到廣泛認知，絕大多數癌癥患者都知道尋求積極治療。

對抑郁癥研究的關注也遠不如癌癥，癌癥研究今天已是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已發現數量巨大的關于癌癥相關基因突變，建立了多種基因靶向治療方法和先進的動物模型。但關于抑郁癥的研究，顯得非常單薄。一些曾經充滿希望的治療方法在臨床研究中屢遭失敗，遺傳學研究也毫無斬獲。

抑郁癥研究的經費也遠少于癌癥研究，NIH2013年在癌癥研究方面的投入達53億美元，在全部精神疾病方面只有22億美元，其中在抑郁癥方面僅僅有4.15億美元。歐洲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歐盟在精神疾病方面每年大約投入5430萬歐元，其中800萬用于抑郁癥研究。但癌癥研究經費達到2.05億歐元。在癌癥研究方面投入重資無人反對，但精神疾病方面也應該受到相應重視，否則將會導致為這類疾病付出高昂醫療費用。

為什么抑郁癥沒有受到足夠重視？雖然許多學者人為投入大能使研究進展加快，但技術問題需要慢慢解決，如探測和分析大腦神經回路的技術才剛剛建立。一些科學家希望大腦研究計劃能促進精神疾病研究的快速發展。Foley說，癌癥領域投入大，進展快，抑郁癥投入小，進展不可能快。

關于疾病研究的投入，不僅單純因為人類整體需要，也會受到政治、社會、經濟和患者意愿等因素的影響。關于抑郁癥和癌癥研究的對比可以從歷史上分析，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發動了一場“抗癌戰爭”，宣布要在最短時間里“降低癌癥的發病率”。雖然戰爭的目的沒有實現，但從那時起，大量研究經費投入癌癥研究領域，也獲得了不少成績，尤其對癌癥發生的原因和治療藥物方面確實成績斐然。但從來沒有那個國家向抑郁癥發起這樣規模的挑戰。根據世界精神健康組織主席Garen Staglin的估計，每年美國在癌癥方面的投入大約10億美元，但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投入只有不到2億美元。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人們對精神疾病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加州大學精神遺傳學家Nelson Freimer說，大多數人人為抑郁癥不算個事，只是這些人自己感覺不好，抑郁癥患者應該停止胡思亂想，應該立刻收拾收拾回到工作崗位。

癌癥也曾經被作為一種恥辱，人們過去不愿意直接談論癌癥，甚至只隱晦地用C代表這種疾病，現在情況已經發生改變，隨著治療能力提高，許多人發起向癌癥挑戰的行動。癌癥本身也比較容易被普通人理解，腫瘤的樣子能看到或檢測到，也能被切除。但是抑郁癥就完全不同了，受到影響的組織藏在大腦內，很難被看到，也不能被切除。精神病醫生需要2個小時以上時間和患者見面交談，才能區分抑郁癥和重性抑郁障礙。同一個患者也可有兩種抑郁癥表現。更為糟糕的是，由于精神疾病缺乏明確的病理學證據，導致一些人不認為這是一種真實的疾病。

關于抑郁癥的定義和診斷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去年，NIH精神疾病研究所所長Thomas Insel推動研究人員能超越古典的精神疾病診斷方法，建立能根據特定客觀癥狀如焦慮和社交障礙作為診斷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標準。以推動關于抑郁癥研究能從分子水平上深入研究。當然這一任務也十分艱巨。

癌癥遺傳學分類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功，許多國家已經投入大量經費分析多種癌癥的基因組，這給癌癥研究帶來非常重要的進步，大量和癌癥相關的突變被發現，有的突變已經作為選擇治療方法的有力工具。雖然研究仍然不斷前進中，但已經將癌癥帶入個性化治療的最前沿。癌癥研究方面的這一成功給其他領域提供了借鑒，有一些科學家希望采用類似方法幫助精確定義抑郁癥或區分不同亞類。

抑郁癥的研究沒有癌癥研究那么紅火，最大規模的一項研究也只是對16000多名重性抑郁障礙患者和6萬名對照人群進行全基因序列分析。牛津大學精神病學家Jonathan Flint長期關注抑郁癥的遺傳學研究，他說許多同事都問他怎么一直干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

將所有被診斷的重性抑郁障礙（也被稱為臨床抑郁癥、重性抑郁障礙、單相抑郁，是一種精神疾病）進行遺傳學研究類似于尋找發燒的遺傳基礎一樣可笑。Flint解釋說，這些被診斷為抑郁癥的患者可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癌癥和大量不同疾病患者的混合體。這種研究需要更大規模的投入才能解決問題。

在精神疾病方面，科學家早就確定了一些疾病相關基因，例如關于精神分裂癥的易感基因。和抑郁癥一樣，精神分裂癥也很難精確診斷，這也給研究易感基因帶來一定影響。但是國際同行通過精神病學的基因組學聯合會積累樣本量，提高統計分析的精確度減少噪音等手段解決這個問題。2014年9月，精神病學的基因組學聯合會發布了將近4萬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分析結果，發現人類基因組中有108個和該疾病關系密切的重要區域。該機構現在計劃對抑郁癥開展類似研究，計劃收集6萬名抑郁癥患者的基因數據。

動物實驗方面的遺傳學研究也能幫助科學家解決一些問題，如可以開發出更理想的抑郁癥動物模型，科學家在研究癌癥中已經有許多可以選擇的遺傳學模型。例如用基因工程小鼠建立癌癥相關基因高表達模型，研究人類特定類型的腫瘤，也可以將人類腫瘤移植給動物建立個性化動物模型。抑郁癥研究需要建立行為學異常，將面臨更大挑戰。

研究抑郁癥動物模型經常使用軀體應激作為手段，最常用的檢測手段是強迫游泳實驗，實驗時將動物拋入水中，記錄動物試圖掙扎逃脫的持續時間。抑郁癥動物的典型表現是很快放棄這種掙扎欲望。這種實驗經常被用于篩選藥物，許多抗抑郁藥物能延長動物游泳時間，但是人類的情況和動物有很大區別，人類抑郁癥很少是軀體應激造成，對動物抑郁癥立刻有效的藥物，對人類產生效果往往需要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

為了模擬人類抑郁癥的情況，Nestler等選擇慢性社會應激為工具建立抑郁癥動物模型，這種社會隔離模型是將動物和一些個頭大具有攻擊性的動物放在一起，這些大型小鼠會不斷攻擊幼小同伴，經過10天的折磨，這些小號小鼠出現典型的抑郁表現，他們不喜歡交配和喝糖水，不愿意社會交往，甚至出現性冷淡。這種情況和人類抑郁癥表現非常類似。因此這種模型更符合人類抑郁癥的情況。對人類抑郁癥迅速產生效果的藥物對這種抑郁癥動物也可產生效果。

精神健康研究人員知道最理想的動物模型仍然和人類的情況存在區別，為理解人類疾病的本質，用是否喜歡糖水作為標準顯然遠遠不夠。用動物模型也無法研究安慰劑效應，而這種效應在抑郁癥治療中普遍存在，臨床研究中必須重點考慮。

一些科學家甚至懷疑動物模型永遠不可能真正模擬人類抑郁癥。癌癥遺傳學研究發現，從基因突變角度看，腫瘤并不能簡單地用組織來源進行如肺、肝和大腸癌進行分類。每個人每個細胞類型的腫瘤都存在遺傳學和行為學差異的不同類型。

抑郁癥的復雜程度可能不少于癌癥的情況。大腦結構異常復雜，每個神經細胞都可能與成千上萬個其他細胞產生聯系，對大腦的研究不僅需要確定神經細胞，而且要確定那些細胞與他們形成回路，不要說抑郁癥的研究經費少，即使達到腫瘤研究的規模，也很難渴望在短時間內取得什么實質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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