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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我是父母的負累
2017年4月,阿斐走進我的咨詢室,一襲紅色風衣,上面繡的是白色的仙鶴,輕快的步伐,明媚的笑容加上180的身高讓人無法想象那些她曾經告訴我的生命故事。
這一次稍微有些不同的是,阿斐不再是我的來訪者,而是我的訪談對象。
5歲那年,阿斐的父母離異了,但有件事情對她影響至深。
事情是這樣的,父母離異之后,有一天原本是父親要來接阿斐離開幼兒園的??墒前㈧硰?點多等到了6點,父親仍舊沒有出現,于是阿斐打電話給媽媽說:“媽,爸不要我了?!碑敃r她想表達的意思,可能只是爸爸沒有來接她。
媽媽接到電話后火速趕到幼兒園,恰好爸爸也在那個時候到了,兩個人便因為阿斐的這句話在幼兒園門口大打出手。
阿斐從那個時候就覺得是自己虧欠了父母,她對自己說:
“你是他們的負累?!?/span>
于是,在上高中之前,她生活的主線故事,就變成了“怎樣不成為父母的負累。”
阿斐的父親在他4歲的時候被人打了,加上本來身體就不好,當時醫生說他活不過3年。父親總給阿斐一種胸懷大志,卻身陷囹圄的感覺。
從小特別懂事,希望自己“不成為父母負累”的阿斐,也總覺得父親需要她的支持。于是在大四畢業的那年,原本在北京上大學的她,選擇了回到家鄉工作。
她以為回家以后,可以“拯救”父親的生活,做一個主流宣導的孝順女兒,從此父女情深,家庭和美。然而一年半的現實告訴她,再婚多年,父親的生活其實早已與她無關。
但阿斐跟我說她還是很慶幸自己回去了,因為父親的身體一直不好,那一年半的陪伴仍舊對她來說是重要的。
發現自己待在家鄉的意義已經不大了,阿斐在一周里離開了家鄉的公司,只身來到北京。來到北京之后,最開始她干起了電話銷售的工作。
并不擅長的她,在這份工作中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隨后她選擇了辭職,這段在生存線上掙扎的時間里,她覺得自己越來越低落。
之后在一個老鄉姐姐的介紹下,她去了一個基金公司做互聯網行業的行研。那個時候她的月薪只有2800塊錢,每天上班的時候她都很焦慮,下班的地鐵上閱讀的時候效率卻異常地高。
后來公司派她去武漢出差,她頭腦中那些自我否定的聲音更加強烈了,工作似乎并沒有實質性內容,她沒有項目做,感覺自己每天都在混吃等死。
這個時候每天縈繞在她腦海中的,是跳進附近的東湖,結束自己的生命。
她不得不日日面對自己的質疑:
“我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阿斐告訴我,這個時期對她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海靈格的《這一生為何而來》。作為家庭系統排列理論的鼻祖,海靈格的書讓阿斐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淵源的,也是很多機緣契合的產物。
在家族長長的脈絡里,此刻的她,只是時間洪流上的一個橫斷面,大部分都是由歷史淵源所決定的現狀,而非自己的存在所導致的。
她開始不再那么責怪自己,不再鞭打自己,不再相信是自己害了父母,而是開始正視家庭本來的樣子。
那個清明節她一個人去了武當山的寺廟,雖然沒有提前做任何準備,一切卻順利到不可思議:她的住宿,吃飯還有行程幾乎有如神助一般都一一解決了。因為她精神低迷,她的好朋友也在那個時候趕到了武漢陪她。
阿斐說,她覺得自己是幸運之人,突然間覺得她會變得更好,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幫她。
阿斐告訴我,閱讀海靈格的書和心經,對她來說是自我慈悲的開始。海靈格在書中一段冥想指導語中寫道:
“我童年所發生的坎坷并非我自省決定的命運。這個坎坷遭遇或許讓我無力招架,沉重不已,但我依然尊重這份坎坷命運。比如被送人領養或是生父不詳等,我接受并認同我的命運如是,我也因此贏得一份特別的力量。然后我充滿敬愛看著我的父母,我告訴我的父母:‘我的生命源自你們的精血,或許這讓我因此于罪過聯結,即便如此,但這就是我的命運,我接受認同我的命運?!?
這一生為何而來,在歷史脈絡里看到自己的家庭,看到家族的脈絡,敬畏生命并接受命運,阿斐說這是她學到的第一門功課。
“抑郁,是我所習得的最大的力量”
——我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2016年11月阿斐第一次來找我做咨詢。
就在找我咨詢的前一周,她告訴我她試圖用上吊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當然,這不是她第一次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第一次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發生在大學。阿斐從高中開始喜歡一個男孩,當我問到他吸引她的地方是什么時,阿斐可愛的說:“我第一次發現原來還可以跟人這么交流,他可以理解我?!?
阿斐用愛澆灌著這段友誼,甚至在他們上了大學之后,有一次男孩跟阿斐說有女生向他表白時,阿斐拖著當時受傷的腿,跑到男孩的寢室里跟他的室友們商議如何讓男孩跟那個女生在一起。這個女孩如今已經是男孩的妻子了。
我問阿斐,為什么要幫自己喜歡的男孩追求別的女孩子,阿斐說:“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可以不用照顧自己的感受,我可以把自己當作空氣,只要在他身邊就好了。
就像小的時候我可以把自己當作空氣,讓自己去照顧父母的感受一樣。”
但當男孩和女孩真正在一起的時候,她才開始感受到難以忍受的心痛,也是在這個時候她想過走上宿舍的樓頂上,結束自己的生命。
碰巧的是,當她真的站在樓頂上這么想的時候,關心她的室友發現異狀,看護、陪伴她走過不易。
就像后來在武漢想要跳東湖卻有力量讓自己去武當山尋求答案的她一樣,這次阿斐選擇了去另外一座城市的大學里當交換生。
在當交換生的這半年里,她似乎又找到了一些活下去的力量:她發現不僅學校的課業她完成的不錯,跟同學關系很好,甚至她還在某個課堂項目里帶領了一只小團隊出色地完成了他們的成果展示。
然而抑郁后來還是會時不時找她,她來找我做咨詢,就是因為常常想結束生命。
我們的咨詢真正開始有突破時,其實是在一次危機干預的電話里。
夜里11點40,我剛好準備睡覺,意外發現阿斐給我來的短信,短信里說她已經寫好了遺書還有給所有人的信,她害怕自己隨時會結束生命,好朋友建議她向我求助,于是她發短信給我。我無比慶幸那一天我臨睡前看了手機。于是,我打給了她。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問了怎樣的問題,但阿斐告訴我,我的問題讓她第一次意識到,她腦中的那些個被她稱作是“理智者”,“調停者”,“小女孩”還有兇殘的“殺人者”,其實都不是她自己。
她告訴我從前她覺得自己需要去理解和包容她們,但現在她終于明白“寬容不等于忍讓”,她要奪回用她的話說,自己生命的主盤。
就像她在從前無數次地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一樣,這一次她選擇不再聽從腦中這些聲音的想法,不再一味理解和讓渡,而是奪回自己生命的主權。
那次的對話是一個轉折點。
之后,她開始了不可思議的變化。在下次咨詢的時候,她已經開始告訴我,現在她想做的事情,就是全心全意地來“討好自己”。
于是除了我們的咨詢,她離開了原來所在的行業和工作,在2017年新年去南方某個著名的寺院里禪修了10天。
在2017年4月我們的幾次訪談中,我問阿斐,曾經的抑郁給了她什么。
阿斐說到,從小因為覺得是自己導致了父母關系的破裂,所以她從小就學會了別人的眼光(父母)看世界,并且從小就有很強的觀察和自省能力。
但這些東西同時是洪大的信息流,有時候會讓她不堪重負,讓她忘記了自己。
不管是忘記了跟身體上的自己連接,還是跟心靈上的自己連接。
她說抑郁對她來說是一個邀請:
邀請她去“討好自己”,邀請她重新理解過往并不再貶損自己,
邀請她去看到她不是她腦中那些個聲音,她可以奪回自己生命的“主盤”,
邀請她去學習自我觀照和自我慈悲的藝術,邀請她去看到,她可以不用那么努力。
前兩天參加臺灣后現代心理學家吳熙琄的敘事工作坊,她在跟一個稱自己是“焦慮癥”患者的人對話時,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焦慮是寶貴的資源,它需要被聽見,被理解。我們不能歧視焦慮。我們來好奇焦慮的盼望是什么?它可能有它的用心。我們珍惜焦慮的盼望,問問它:’你希望我做些什么?’”
在跟阿斐的咨詢和訪談中,我學習到抑郁也是如此。
我們同樣不要歧視抑郁,如果我們一直不照顧自己的感受,不聆聽自己,不尊重來自自己的聲音和渴望,如果我們把自己當成是空氣去不斷滿足別人的需要,那么抑郁是來提醒我們開始自我慈悲和自我觀照的旅程的。
抑郁也有它的盼望,它希望被我們看到,希望我們尊敬和欣賞自己生命的全部狀態,停止我們的自我苛責。
對,抑郁是我們的好朋友,它只有在邀請我們進入另一種跟此刻不同的生命狀態時才會出現,只有在邀請我們轉變和整合生命時才會出現。
阿斐說:“抑郁,它對我而言不是一個病癥了,它也不是是否能治好的問題,我不再懼怕它的出現。這是我所習得最大的力量。”
看到生命本來的樣子,讓我變得強大
——我以此回應死亡叩問的答卷
阿斐在我們開始咨詢時便告訴我一件對她現在27歲這個年紀來說有些沉重的事情。
2015年6月,當時還只有25歲的她,在很多次被不同的醫院誤診之后,終于被醫生告知,得了甲狀腺癌。
阿斐說那是她人生特別黑暗的一段時間。
她還記得就在她手術期間,爸爸和后媽過來照顧她,但后媽卻因為跟她有些意見不和就離家出走,而爸爸選擇站在后媽的那一邊。
因為醫生說做完手術她需要回家靜養,所以她就跟著媽媽準備坐飛機回家鄉,媽媽自己的身份證在機場不見了,對著無辜的她在機場里人們的眾目睽睽下罵了40分鐘。
她說那一刻,她對父母的期待都破滅了。
她似乎一瞬間就讓自己冷靜下來了,看著那個罵她的媽媽,她對自己說:“她罵的不是我。”
從小阿斐就有一種覺得自己活不長的想法,我問她這個想法是哪里來的,她說可能是覺得自己從小就思慮過度,擔心自己會殫精竭慮。
但是當死亡的議題真的真的擺在她面前時,阿斐說,死亡和她想象的不同。
曾經她覺得死亡可能是一種她長期壓抑自己感受的“報應”,甚至她也想過“我為什么得病?我到底做錯了什么?”這樣的問題。
但是現在她告訴我,死亡是善意的提醒,提醒她關注自己,提醒她重視自己的感受,提醒她去認真回應類似于“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樣的生命叩問。
阿斐說從前她總覺得自己可以異于常人的超人一般的工作。甚至在做完甲狀腺的手術之后,她又立刻投入到了新一份工作中,而且是一個特別繁忙的創業公司里的項目經理職位。
但當死亡拉著另一位叫做抑郁的朋友來找她時,她意識到自己并不是超人,她只是一個平凡的人而已。
她從拒絕體驗自己的感受,到開始把她覺察別人的超凡能力用到自己身上,覺察自己,再到去學習內觀,做心理咨詢,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學著和自己的身體對話,學會累了就停下來。
這是她有生以來離自己身體最近的時候。
阿斐還說從前她也活在主流文化里,不斷地追求物質成就,而現在死亡似乎為她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她不再用單一的視角去看待人生,而是學會用更多元的視角,放下自己的控制,去感受和創造真實的生命。
從從前的“進取心”到現在的“平常心”,這份向內的探求,是她回應死亡叩問的答卷。
現在的她做著一份自己非常喜歡的工作,她說因為工作內容,工作的團隊和她獲得的意義感是如此美好,她甚至有些害怕有朝一日會失去這些美好。
2016年8月,她遇到了另一位被貼上“抑郁癥”標簽的女孩。在陪伴了她幾個月后,她發現自己似乎也有些力不從心,甚至有種跟著她一起墜落的感覺。
于是她給女孩推薦了一位咨詢師。其實這件事情對她來說是很難得的,因為從前很多時候她都是把全部重擔一個人扛的。我問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應說:“我沒有辦法拯救她,我只能陪伴?!?
阿斐說她也在這個過程里越來越欣賞女孩的難得,不容易和她身上閃光的部分,她說那是一種生命力的感覺。
“我不再擔心因為我看到她本來的樣子而不喜歡她”,阿斐這樣描述。
也是在這段關系里,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她可以跟另一個生命建立一種相互信賴,無條件地信任,尊重對方的觀點也看到對方的痛苦,相互接受的,深度而穩定的連接。
女孩后來要離開北京去上海,阿斐也非常難過,但她選擇讓她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極力挽留,就像死亡教會她放下控制一樣。
聽到這里時我內心升起了一股暖流和力量:
看到生命本來的樣子,對生命充滿敬畏和尊敬,學會自我慈悲,也看到別人的不容易,欣賞一個真實的不完美的人并且跟她建立深刻的連接,做到這些的人,已經是生命的哲學家和藝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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